[摘要]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三季度增長6.7%，這已經是連續第三個季度維持6.7%。中國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年率增長7.7%。同時，另有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負債已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7%，CPI上漲2%，這些數據談不上好壞，只能用國際上比較流行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新平庸”狀態。
一家之言
或許，只有先解決了政府債務危機，才可以真正的將經濟走向正軌，也才能真正走出新平庸的經濟狀態。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三季度增長6.7%，這已經是連續第三個季度維持6.7%。中國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年率增長7.7%。同時，另有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負債已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7%，CPI上漲2%，這些數據談不上好壞，只能用國際上比較流行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新平庸”狀態。
“新平庸”的概念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入低增長、低通脹、高失業和高負債中的世界經濟。目前，中國經濟除了不存在高失業之外，在其他幾個方面基本相同。
其實如果不能找出並解決當前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如果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不會出現根本性好轉。我認爲當前沒有能很好展開變革，主要是因爲三方面的錯誤，首先是對經濟危機的本質分析錯誤，第二是對貨幣主義學派的效果認識錯誤，第三是對上世紀走出大蕭條的原因理解錯誤。
本次經濟危機的本質是政府債務危機
首先，我們看本次經濟危機的本質，並非生産過剩危機，也不是金融泡沫危機，而是政府債務危機。華爾街金融危機源于美國小布什政府發動兩場戰爭欠下巨債，不得不削減政府保障房支出。而這一策略則是由政府企業（兩房）提供擔保，終由銀行將窮人的貸款證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賣給全世界投資者，終釀成次債危機。但初的源頭是政府欠債甩包袱，政府債務向民間轉移的結果。
美國雖然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各國政府債務高企已是不爭事實。面對政府債務危機，目前人類還沒有拿出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案，甚至幾乎沒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經濟危機之後，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政策受到廣泛認可，但貨幣寬松能夠拯救世界經濟嗎？實踐證明不行，西方國家實現零利率一方面是讓人們不要存錢，而是消費；另一方面也極大降低了企業財務成本擴大企業投資，但是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正作用不明顯，副作用卻很突出，明顯的結果是做金融普遍沒有利潤，甚至一些國家出現了購買債券還要倒貼錢的情況，甚至歐洲國家出現了銀行破産。
市場低利率將導致經濟停滯化，因此在市場低利率環境下，金融資本變得非常廉價，金融資本無利可圖，也就不會主動支持實體經濟，因此市場低利率不但不會支持到實體經濟，甚至會導致資本外流，這也是日本經濟曾經的情況，因此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不可能拯救世界經濟。
大蕭條的成功突破源于財政改革
第三，大衆對上世紀拯救大蕭條的成功經驗理解有錯誤。人們往往將羅斯福新政的成功歸因于凱恩斯主義，但據我分析，美國走出大蕭條，並不完全是靠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赤字投資政策，而是因爲羅斯福重構了美國財稅體系，這是凱恩斯主義的要義中所不具備的。
比如現在維持美國財政收入的大稅種個人所得稅，和第二大稅種社會保障稅都是羅斯福新政時建立的。在大蕭條之前，個人所得稅在美國只是少數人才交，可以忽略不計。羅斯福新政後，個人所得稅成爲美國大稅種。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沒有社會保障稅，大蕭條後社會保障稅成爲美國第二大稅種。有了這兩大稅收做基礎，美國政府才有充足的財政進行財政投資，而且美國現在的財政體系仍然是羅斯福新政時期奠定的。凱恩斯主義只能拯救小蕭條，拯救不了大蕭條，大蕭條要靠財政改革。
經濟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拯救方案，總結起來無非是三個經濟學派的主張——貨幣學派、凱恩斯主義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美國采用的是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政策，歐洲先是采取奧地利學派的財政緊縮政策，後轉向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先是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後又轉向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緊縮。
然而，目前來看，無論哪種學派對解決經濟危機都不是優辦法，而且對于政府債務危機這一根本性問題，沒有一個學派提出主張。如果經濟學界對政府債務問題視而不見，那必將導致經濟危機長期化，世界經濟很難重啓增長。因此我們必須提出新財稅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經濟危機，幫助世界各國走出債務泥潭。
當今世界的主要國家無一例外面臨政府債務問題，這絕不是哪個國家的偶然經濟政策失誤所致，他們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在解決這些問題時也只需一個共同方法，而且需要一次像羅斯福新政一樣力度的全面財稅改革，這也是筆者一直研究新財稅主義的原因所在。
經濟危機因財稅不能滿足經濟發展
“新財稅主義”認爲，一個國家的財稅水平必須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稅收必然會呈現不斷升高的趨勢。政府必須不斷改革國家的財稅制度、財稅種類與征收方式，來適應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財政支出的加大。
因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越細，人民對政府服務的需求就會越多，越需要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學校教育和醫療水平。回顧曆史，次工業革命後，在頻繁的經濟危機和工人運動的逼迫下，人類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第二次工業革命後，人類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財政稅收都相應進行了大幅提高。
反觀此次經濟危機，“新財稅主義”認爲，這是國家的財稅水平滿足不了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果。本輪經濟危機以債務危機爲核心，其根源正是在于上世紀美國總統裏根開啓的“減稅風潮”。因此，如果再以此解決經濟危機，繼續減稅、增加赤字，政府將面臨巨大的利息支出，終每年的新增財政收入只能用于還利息，而不能用于經濟建設，政府財政會陷入“以債還債”的惡性循環中。所以，減稅只能是階段性政策，不適合中國與世界。
“新財稅主義”中提出了五條結構性調稅的政策建議，兼具可行性與創新性：增加享受型産品和奢侈型産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産品稅收；增加機器密集型産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産品稅收；增加專項服務收費，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個人所得稅地方化，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納稅群體。
或許，只有先解決了政府債務危機，經濟才可以真正走向正軌，也才能真正走出新平庸狀態。
□高連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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