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推進服務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金融、運輸、教育、醫療等行業，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産率，促進服務業的持續發展。擴大對內和對外開放，現在政策都有，關鍵是要落地執行。服務業引進外資，有利于緩解資本外流壓力，利于彙率穩定。
推進服務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金融、運輸、教育、醫療等行業，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産率，促進服務業的持續發展。擴大對內和對外開放，現在政策都有，關鍵是要落地執行。服務業引進外資，有利于緩解資本外流壓力，利于彙率穩定。
從2013年以來，整個下遊的企業對于工業企業的利潤拉動在不斷下降。如果從價格來看，相當于初上遊漲的時候，下遊也能漲，可是漲了兩個月發現漲不動了，再漲就賣不掉了。當下遊漲不動的時候，上遊價格的上漲就開始吃下遊的利潤，後下遊的企業會被逼死。誰跟經濟增長有關系呢？是下遊的企業。下遊工業企業的利潤跟整個工業增加值關系更密切，也就是說，只要下遊的利潤不改善，經濟不會複蘇。
中國現在是先去庫存、去産能，房價沒有跌，信貸還是擴張。如果未來去産能真的有效的話，未來一年裏通脹的壓力可能超過所有人現在的預期。通脹的壓力終會導致政策緊縮，而貨幣和信貸政策的緊縮會導致房價下跌。金融周期下半場房價下跌、信用緊縮難以逃避，只是路徑不一樣而已。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五周年年度論壇7日在上海舉行。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等多位來自一流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們圍繞2017年中國經濟如何實現穩中求進，從不同角度發表了真知灼見。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
未來國企改革
應更多著眼于服務業
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前一項主要工作。現在談到國有企業改革，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制造業、工業企業，比較少的人會想到服務業，我認爲，服務業將是未來改革的一個方向。
服務業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在中國的GDP構成中，服務業約占55%，而美國高占81%，其他發達國家基本上在67%—70%。在占GDP40%的制造業中，國有成分只貢獻了20%左右，國有企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率大概只有8%左右，而且還在不斷下降。據計算，到2020年，制造業中的國有企業對GDP的貢獻大概會在5%左右。所以，把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仍然放在制造業上，是誤區。在服務業中，國有企業占比恰恰是很高的，國企基本利潤産出占了40%—50%，金融業中更高，到達60%—70%。而且，服務業對就業貢獻度逐年提高。
服務業的主要問題是改革不到位，勞動生産率較低。從1980年到2012年，我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産率年均增長5.4%，第二産業勞動生産率提高7.8%，長期積累下來，服務業的勞動生産率比制造業低得多。國際比較很能說明問題，美國服務業勞動生産率是我國的4.1倍，德國是3.2倍，英國是3倍，日本是2.8倍。第二産業勞動生産率雖然也低，但是差距要小得多。
從國際收支平衡來看，從1998年開始，我國的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逆差，去年服務貿易逆差達到1824億元，說明服務業的競爭力價格指數不斷下降。
服務業是促進就業與經濟增長的渠道。中國2015年GDP增長6.9%，其中服務業增長8.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53.17%，首次超過第二産業。我國現在面臨的汙染、能源産能過剩等問題，都是傳統制造業形成的，如果推動服務業的供給側改革，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大有好處。
服務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如果發展得好，就業增長會非常快。2015年，我國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是第二産業的1.45倍，而服務業占比只有42.4%，美國是82.5%，日本是70.4%，說明服務業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再來看我國實際引入外資情況。2001年中國加入WTO，當時FDI中80.8%投向第二産業，服務業僅有17.1%，但是到2015年，FDI投向第二産業比重不到35%，而服務業近65%。FDI投向服務業比重高的是一些相對開放的領域，比如房地産、批發零售、租賃、商業服務，而在服務業中占比較大的教育、醫療、文化領域，投資比例只有0.03%、0.13%、1.07%。這說明我們在教育、文化、娛樂、醫療、養老等領域對外開放程度還不夠，這也是服務業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和方向。
推進服務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金融、運輸、教育、醫療等行業，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産率，促進服務業的持續發展。擴大對內和對外開放，現在政策都有，關鍵是要落地執行。服務業引進外資，有利于緩解資本外流壓力，利于彙率穩定。
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的進程如果能進一步加快的話，對改革意義重大，可以通過對外開放來促進對內開放。當時中國制造業就是這麽幹出來的，先對外開放，開放以後“狼”來了，與“狼”共舞，後強大起來。我國的服務業應該走這樣一條路。
後，美國需要再工業化，因爲美國的服務業占了81%，制造業只占了約17%，農業只有1%。而中國是倒過來，服務業約一半以上，制造業占了接近40%，所以美國的再工業化與中國的去工業化，表面上是同步的，實際上，都是各自經濟失衡的糾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貨幣政策在
穩健中性基調下增強靈活性
2017年全球經濟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很多，美國在很多政策上有很大的隨意性。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增速繼續放緩，而且2017年還有一定下行壓力，這種外部環境和內部運行狀態，需要各方面政策加以很好地管理和調節。
首先是信貸政策。2017年我國的信貸政策將保持平穩和審慎，同時希望能夠更多地增加針對性。
2016年，整個信貸運行數據增速並不快，比2015年有所回落，但是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所帶來的實際信貸投放，增速達到17%。2017年，如果繼續以這樣一種實際增速來投放信貸，對經濟運行中的許多目標，比如降杠杆，擠泡沫，防通脹等，是不合拍的。所以，2017年對實際信貸投放增速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調節。
此外，信貸政策的針對性應該要進一步加強，特別是經濟運行中迫切需要信貸投放的領域，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戰略性新興産業、重點制造業等。抑制房地産領域泡沫，並不意味著與房地産相關的信貸都應該停止，對于其中合理的需求還應該給予支持。而對于那些炒作行爲堅決不支持，而且還要采取相關措施加以抑制。
第二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基調非常明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了四個字——“穩健中性”。2017年，貨幣政策應該在穩健中性的基調下增強靈活性。
之所以要將靈活性放在位，是因爲世界經濟在2017年複雜多變，中國經濟情況更加複雜。對于貨幣政策的需求來說，既有放松的需求，又有收緊的需求。從穩增長和保就業的角度看，貨幣政策稍微寬松一點好，但是如果從防通脹和穩彙率、穩國際收支的需要看，貨幣政策收緊一點好一些。
第三是彙率政策。彙率政策應該保持彙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合理區間，要控制住它的貶值幅度。
彙率有波動是正常的，出現貶值也是正常的。現在的問題不在于貶不貶值，在于貶值怎麽能夠控制在一個合理幅度，讓整個經濟體在運行過程中逐步接受它。
第四是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在持續推進，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市場的狀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某些方面政策有松有緊。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緊一些，那我們就緊一些，需要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放松，我們就創造條件，通過政策措施加以推進。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國際收支在短期內迅速發生變化。長期以來，我國保持國際收支雙順差，即經常向下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也是順差。但是在2015年，整個國際收支出現了逆差，而且來得非常快。2016年，我國的直接投資由過去的順差變成淨輸出而不是淨流入，資本流動出現的迅速變化，超出了市場預期。資本和金融賬戶的逆差增速也比較快，並且2016年比2015年還會進一步增大。但是隨著相關政策出台，2017年資本和金融賬戶的逆差規模或將比2016年有所收縮。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
滯漲還是複蘇
2016年是不是標志著中國經濟已經複蘇了？因爲大家看到了過去複蘇當中很常見的兩個特征：一是物價上行，特別是PPI終于擺脫了長達四年多的持續負增長，變成正的，而且到年末，同比的增速非常快。同時，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從2015年持續一年的負增長到2016年全面轉正，利潤的增長也基本上接近8%—10%的水平。所以，從總體上，似乎看到了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即將複蘇的情況。
但是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這兩個數據變好的背後，中國經濟的增速相對于上一年繼續放緩，現在預期在6.7%左右。
而過剩嚴重的黑色系，在2016年出現了大的漲幅。漲的多的是焦煤，第二是鋼鐵。PPI跟汽油的漲幅並不一致，但是它卻跟螺紋鋼、焦煤、熱軋薄鋼板走勢更爲一致。由此可以得到一個不那麽嚴謹的經驗推斷，2016年PPI的上漲相當大的程度是黑色系的貢獻，也就是煤炭和鋼鐵的貢獻。
2016年煤炭的産量，基本上回落到了六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低的水平。我們現在已經走出了低迷階段，所以煤炭肯定也是不夠用了。
這就是一次典型的滯脹。典型的滯脹期是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由于美國與中東的戰爭，中東産油國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使得石油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從每桶幾美元上升到二十幾美元。我們現在的情況和當時非常相似，經濟繼續向下走，但是因爲煤炭被壓縮到六七年之前的水平，導致煤炭不夠，價格上漲。
所以，在所謂的PPI價格上漲的背景下，中國工業企業的産能利用率水平沒有上升，2016年産能利用率水平相對2015年下降，只有73%，顯然這個時候不意味著經濟的狀況有更多改善。
2016年中國工業企業利潤率轉正，只有下遊工業企業是負向拉動。下遊的利潤沒有改善，改善的充其量是上遊和中遊。從2013年以來，整個下遊的企業對于工業企業的利潤拉動在不斷下降。如果從價格來看，相當于初上遊漲的時候，下遊也能漲，可是漲了兩個月發現漲不動了，再漲就賣不掉了。當下遊漲不動的時候，上遊價格的上漲就開始吃下遊的利潤，後下遊的企業會被逼死。誰跟經濟增長有關系呢？是下遊的企業。下遊工業企業的利潤跟整個工業增加值關系更密切，也就是說，只要下遊的利潤不改善，經濟不會複蘇。如果站在企業的角度，觀察經濟好轉一個簡單的指標就是，看下遊的企業利潤能不能好起來。
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
緊信用比緊貨幣
更加重要
2017年我們面臨的宏觀環境可能是“類滯脹”。一提到滯脹，大家很容易想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高失業和高通脹，我們可能不太至于是高通脹，增長下滑的幅度可能也不是那麽大，但是2016年呈現一個增長下行壓力，通脹上行壓力的態勢。
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從什麽地方來？一個是和金融周期關系不大的人口因素，25歲到29歲之間的人口在2008年達到頂點以後，快速下行。還有就是金融周期本身的影響，一是土地價格上升，導致其他行業的運營成本增加；再就是金融和地産的過度擴張，占用資源；第三就是環保，環境的惡化制約經濟增長。
土地價格上升所帶來的地産行業超額利潤，只能靠增加其他行業的運營成本消化，所以整個經濟面臨向下的壓力。好多不是房地産公司的上市公司，過去十年也都涉足房地産行業，他們總利潤中房地産相關的利潤明顯增加，這都是社會資源錯配的體現。金融周期就是金融行業和房地産相互促進，帶來兩個産業的過度擴張。實際上房地産是投資拉動的高汙染行業，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汙染問題，終也會體現在對潛在增長率的制約上。還有一個，我們的財政稅收制度喪失了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就是說我國貧富差距擴大以後，不能靠財政調節收入分配。靠什麽穩增長呢？靠投資穩增長，投資拉動了高汙染的行業。
通脹的壓力從什麽地方來？也有幾個因素，一個是隱性通脹轉爲顯性通脹，環保壓力推升價格，潛在增速下行，價格對需求刺激的彈性增加。中國的CPI低估了真正的通脹率，重要的來源就是房租。我們的CPI是用房租來衡量成本的，而我國自有住房比重非常高，所以房地産價格或者住房價格和租金之間的綜合體可能才是真正的比較准確的衡量住房成本的一個指標。它導致的結果是CPI住房權重被低估，同時住房成本的上漲率被低估，兩個因素導致CPI衡量通脹被低估。
這一年多雖然實際有效彙率明顯貶值，但是出口沒有改善，因爲內部彙率還在繼續。內部彙率的增加了外部彙率的貶值壓力，外部彙率的貶值導致的結果是貿易品價值上升，所以就變爲CPI的上升，就是隱性通脹轉爲顯性通脹。
對2017年經濟的預測，增長可能下行到6.5%左右，通脹有明顯的上漲，CPI高可能到2.7%。
中國的類滯脹，原因首先是人口老齡化，需求和供給同時放慢，還有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周期的影響，再就是貧富差距導致的穩增長靠投資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態勢。
中國的貨幣政策，貨幣和信用分得不是那麽清楚，過去講貨幣政策既可以是利率政策也可以是信貸政策，但是現在開始有所分割，我認爲針對金融周期這樣的情況，緊信用比緊貨幣更加重要。因爲驅動資産價格，金融風險和信用擴張是個大關系，所以緊信用可能是更好的政策應對。
結構改革方面，我認爲更重要的是公平導向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要增加財政稅收制度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中國現在是先去庫存、去産能，房價沒有跌，信貸還是擴張。我的判斷是，如果未來去産能真的有效的話，未來一年裏通脹的壓力可能超過所有人現在的預期。通脹的壓力終會導致政策緊縮，而貨幣和信貸政策的緊縮會導致房價下跌。金融周期下半場房價下跌、信用緊縮難以逃避，只是路徑不一樣而已。
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
房地産未來1-2年
主基調仍是“分化”
影響一個城市房價的主要因素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慢變量，隨時間推移逐漸對房地産市場産生影響，主要包括城市化帶來的人口流入及政府的土地供給；另一類是快變量，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房地産市場的供需格局，主要包括政府的房屋限購政策及金融環境。快變量和慢變量對房地産周期的影響，一個是影響地産價格的趨勢，另外一個是影響地産價格的波動。從目前來看，過去十五到二十年中國地産的上行主要是由慢變量來決定的。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房價長期上升趨勢形成了有力支撐。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平均每年城市化率約提升1.3%，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帶來了住房需求的增長。而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土地供給，一方面由于是一種非市場化的行爲，使得住宅用地供給對房地産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較爲遲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爲了招商引資，傾向于壓低工業用地價格（甚至是零地價），增大工業用地供給量，這也間接壓縮了住宅用地供給。而一二線城市由于人口流入量大，其住宅用地供給的相對不足也顯得更爲嚴重，供給端的不足擡高了土地價格。
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産市場經曆了三輪完整的小周期，目前正處于第四輪小周期中。本輪周期始于2015年初，目前行已過半，處于築頂回落階段。本輪房價的快速上漲與人口流入和土地供給之間沒有明顯相關性，純粹是投資性需求推動的。
在目前優質資産荒的情況下，比較安全的高資産越來越少了。現在，不僅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一年期的理財産品的也在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要尋找一種高的理財資産是很困難的，而一線城市房價過去多年創造了幾乎“從未下跌”的成績。因此，盡管房地産流動性相對較差，但也成爲投資者認可的優質安全資産。一旦限購政策放松，出現房産配置機會，這類資金就會進入。如果疊加流動性寬松的金融環境，資金規模可能更加龐大。而且，當一線城市再次因房價上漲而限購時，這種需求可能就會溢出到部分二線城市，造成這些二線城市房價上漲。
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給我國的房地産市場重新定調。其核心是要“穩”：既抑制房地産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對于一線城市，兩個重點詞是“疏解”和“帶動”，會議全文中特地提到“京津冀協同”。對于北京和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一是將其部分功能“疏解”至周邊地區，二是“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些超級城市面臨政府的人口控制，但一線城市在創造就業和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優勢仍可能繼續吸引人口流入。從這個層面來說，一線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房地産市場的消費性需求仍然向好，二線城市的房價依賴于一線城市的“帶動作用”。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中距離首位城市較近且交通便利的城市，尤其是本輪上漲中“漏掉”的漲幅較小的城市，可以優先分享到首位城市的溢出效應，未來的房地産有進一步的空間。三線城市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去庫存，房價不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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